如果要我說一位我最愛的法國導演,理所當然的會是Philippe Grandrieux,儘管首先要向別人懺悔的是我不夠別人那般熱烈地愛慕他拍的紀錄片。他的劇本是一首長調詩,他的電影是一襲官能藝術:將催眠與治療,恍惚與狂喜,騷動與靜候,挑釁到觀眾的耳目,傳情到動容直至落淚的興奮。他把所謂的表象破壞砸開,重組自己一組晦澀蒙昧的美學,使欠焦點而失衡鏡頭變得模糊不清,表面上象徵蒼茫及絕望的世界觀,但不論是在什么情況之下,顯然有疫病的徵兆,或類似的東西;不管是在愛或是恨的情況下,都是一樣的。在我的血肉深處,緊縛著骨髓,曾想用油脂調至一種近乎絕望的灰藍,注入我的血,泵進我的心臟,我的名字將會滲出沝藍,別人的指尖觸摸我身體的時候,會很寒涼。Grandrieux的電影除了令人驚慄的配樂和過份沈迷蹂躪娼妓,還細說捷克哲學家Jan Patocka在異端論中所說廿一世紀人類的感傷癖及令人暈厥的種種慘劇,如東歐內被皮條客抬起的白淨女人,如在木偶劇院尖叫的法蘭西孩子們不忘有個右耳戴金色耳環的,還有黑白反差的女影吃掉男像,就連每個從海邊吹來的風也有名字,相比她們,存活從來暗淡無光,Sombre是法文中Sink的意思,今夜,我想讓自己的髮膚一直,沉下去,一直地,沉下去。

我想不再寫了,因為,杜拉斯說過:「我至今依然如故,面對這么多受苦受難的孩子,我始終保持著同樣的神秘的距離。我自己我在寫作,但事實上我從來就不曾寫過,我以為在愛,但我從來也不曾愛過,我什么也沒有做,不過是站在那緊閉的門前等待罷了。」或者由電影交代它要表達它想表達的意義,但對於這些生存這回事,我似乎從來都不懂,說不定,有天我會把孿生女孩的長髮緊緊地編成細緻的法式辮子,使死亡再不能再分開她們,索非亞謐夜的盡頭將見遠處之曦光,我的昨日就是沒有昨日,我的明天就是沒有明天,如果我擁有一襲颱風,她就會稱作瑪拉妮。